考古学报,秦汉时期考古

《保训》故事与地中之变迁………………………………………………………………冯时(129)
南阳地区汉代墓葬研究——兼论南阳地区汉文化的形成……………………………宋 蓉(157)
走马楼吴简库钱账簿体系复原整理与研究 …………………………………………凌文超(187)
新疆塔什库尔干吉尔赞喀勒墓地发掘报告…………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工作队(229)
上海博物馆藏盂鼎旧拓五种及讨论 …………………………………………………唐友波(253)

2016年秦汉考古成绩显著,出版发掘报告、报告集、研究论著、论文集30余部,发表各类考古简报、研究论文700余篇部,研究角度广泛,无论是都城、陵墓、墓葬,还是画像砖石、简牍及科技考古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都新见迭出。

《保训》故事与地中之变迁

《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是2016年度出版的一部重要秦汉考古论文集,其精选收录了2014年在江苏徐州召开同名国际会议上学者所提交的有关汉代帝陵、诸侯王墓、列侯墓、土墩墓、汉代文物等方面的论文40篇,集中探讨了汉代陵墓考古的各个方面,是汉代陵墓考古的一部专题文集,有关论述既是对以往成果的总结,同时也为今后相关工作的开展提供了重要参考。《浙江汉墓》、《新郑坡赵一号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2013年合浦汉晋墓发掘报告》、《益阳罗家嘴楚汉墓葬》、《双龙机床厂墓群发掘报告》、《鲁山杨南遗址》、《临泽沙河汉晋墓葬》、《长沙考古文存》、《长沙古城址考古发现与研究》、《西汉长沙王陵出土漆器辑录》等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地下长安》、《秦文化之考古学研究》、《礼仪与秩序——秦始皇帝陵研究》、《秦漆器研究》、《西周至汉晋时期中国外来珠饰研究》、《汉代郡国分治的考古学观察——以关东地区汉代墓葬为中心》、《从中心到边疆——汉帝国城市与城市体系的考古学研究》、《汉代服饰的考古学研究》、《汉长安城地区城市水利设施和水利系统的考古学研究》、《北方地区汉墓的考古学研究》等研究专著的出版,不断推动着秦汉考古研究向前发展。

冯 时

一秦代考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  100810)

遗址

 

刘庆柱、李毓芳系统梳理了秦咸阳城的历史与考古发现,指出咸阳宫一号宫殿并不具备门阙或门的功能,也不是大朝正殿,二号建筑为宫城中处理政务的重要建筑,它们均始建于战国中期,宫城东西发现的建筑遗址与六国宫室有关。并在系统分析渭南宫庙建筑分布时指出,在渭北咸阳宫之南存在渭南宫区,秦咸阳南北宫对西汉长安城有直接影响,渭南上林苑当基本建成在战国晚期(《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保训》是一篇久已失传的儒家文献,由于竹书所载文王讲述的故事涉及了地中变迁的珍贵史料,因而具有重要的价值。本文通过对竹书中的关键文字“埶”应正读为槷表之“槷”以及“测阴阳”意即立表测影的天文传统的考证,揭示了早晚地中变迁的历史,并结合文献史料和考古资料,印证了这一湮灭无闻的重要史实。

许卫红、苏庆元根据秦都咸阳城遗址功能区的分布,认为咸阳的西界不在长陵火车站,后根据该区瓮棺差异,并据夯土建筑、水井、排水管道的分布,提出咸阳西界的南段点应在长陵车站长兴村西不远处,据2014年勘探所获冶家台秦道路、宫殿区以北沟渠遗迹等材料,推断北段点在海拔420米左右的黄家沟与路家坡之间。肖建一根据秦墓分布规律,认为秦咸阳若有外郭城,则其应在南北长约14.6千米、东西宽约6.8千米的范围之内,长宽比近秦始皇陵内外城垣比例,或为秦始皇时期修建(《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6》)。

 

墓葬

  《保训》所述的早期地中乃由传说中的舜所测得,地在历山,当今河南濮阳一带。其时囿于夷夏东西的政治格局,致使所求之地中更重南、北的取中。目前考古发现的夏代以前的早期圭表均集中于河南濮阳及山西襄汾陶寺一线的纬度地区,为《保训》的记载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考古学证据。晚期地中则由商祖上甲微测得,地在河洛有易之地,当今河南嵩山、洛水一带。其时在夏王朝开创的新的政治地理的框架下,地中的求测已不限于南、北的取中,同时也要考虑东、西的取中,从而在九州的基础上形成了四方之中的观念。中国古文献对这一新的地理形势的形成甚至度量,都给予了明确记载,而这种以嵩山为地中的认识世代传承,成为古人固守不移的天地之中。

1秦始皇陵

 

近年来秦始皇陵的考古工作一直有序进行,《2014年秦陵地区山形水系调查简报》和《秦始皇帝陵陵区K1401陪葬坑勘探简报》就分别是宏观陵园分布和微观陪葬坑勘探工作的重要成果(《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6》)。在进行了艰苦而卓越的调查之后,在摸清了秦始皇陵所在的骊山山系和渭河南线直流的关系、梳理了早期遗址与河流后,认为在秦始皇陵选址营建之时就已经注意到了骊山山形和水系的关系。这项广泛采取聚落、景观考古概念方法而开展的调查,对于解决秦始皇陵的范围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K1401是2014年在秦始皇陵陵区勘探中的重要发现,其与秦始皇陵兵马俑、动物坑等陪葬坑一样,均位于传统认为的外陵园墙之外,且是目前为止距离陵园最近的一座陪葬坑,对于秦始皇陵陵园布局的研究,对于探寻更多的陪葬坑具有重要的标识意义。作为多年工作的总结,张卫星根据近年来秦始皇陵的考古资料,对秦始皇陵墓的墓道、封土、门阙、陵寝、附葬墓、陪葬坑、陵邑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考察,揭示其空间变化,并进而揭示秦始皇“天下观”,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新见(《礼仪与秩序——秦始皇帝陵研究》)。吕劲松认为秦始皇时期是历史上骨器生产和使用的最后一个高峰,王瑄对秦俑高级军吏俑的甲衣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复原研究(《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25期、《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6》),张卫星认为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弓弩是明器化的产物(《汉阳陵与汉文化》3期)。武丽娜认为秦始皇陵内城勘探的北侧十排院落式建筑为“天子六寝”与“后六宫”的象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6》)。

  中国古人圭表致日的传统建立了影差寸千里的度量地理距离的原则,也就是说,于夏至日的正午立八尺之表测影,如果两地的影长相差一寸,则意味着其间的距离相距千里。这一原则虽然存在误差,但这毕竟是古人认识的客观反映。而在中国的早晚文献中,有关地中的测影记录确实保留着长短两组不同的数据,其中见于《周髀算经》的早期影长为1.6尺,而见于《周礼》的晚期影长则为1.5尺。根据西汉时期人们使用同一种尺子在嵩山及其以北地区所测夏至影长而分别得到1.58尺和1.48尺的结果分析,早期文献所载夏至正午地中日影的一寸之差事实上正体现着早晚地中南、北距离的差异,而汉代于南、北不同地点的测影工作应该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早晚地中变迁的记忆。

2其他墓葬

 

耿庆刚根据最近资料判断西安韩森寨秦墓的墓主当为秦昭襄王悼太子之墓,王望生在介绍西安一座中型偏小秦墓后,从该葬器物中陶罐置于耳室,陶蒜头壶、茧形壶、鼎和盒分置棺前外两角,陶博局、骨棋子和铜镜均置于棺内前部的位置出发,认为铜镜和陶博具是墓主生前常用物(《秦汉研究》10期)。

  《保训》保留的这则地中变迁的故事不仅与考古学所反映的早期圭表的发现地点以及晚期地中的地理传承至为吻合,而且可以获得文献史料及天文学传统的多方面佐证。这无论对于中国古代天文与人文关系的研究,抑或上古文化与夏商都邑的探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秦都之外秦人墓,虽多是零星发现,但伴随着资料的发表和对时代判断的不断提高,学者对秦人统一步伐的认识在继续加深。杨哲峰在《苏州木渎古城2011—2014年考古报告》发表后指出,合丰M80出土的泥质灰陶大口罐在江东地区为外来文化,年代上晚于同墓共存的印纹硬陶瓿,同类罐最初流行于关中地区战国秦墓。后随着秦国东扩而向关东传播,过去见于三门峡、襄樊、荆州等地战国晚期至秦统一时期秦墓,有的甚至延续至西汉早期,因此合丰M80的时代应在秦灭楚并占领江东之后,为秦墓(《中国文物报》8月26日)。曹洋认为习称为秦人墓的侯马围沟墓的围沟内人骨应并非殉人。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等刊布了淅川马川墓地清理的三组六座异穴合葬秦墓,这些墓葬墓向一致,墓中铜鍪、蒜头壶及陶鼎、盒、壶、罐的年代和特征明显,对研究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楚都丹阳地区的埋葬制度及秦、楚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价值。张天恩、煜珧对秦墓壁龛分析后指出,其应是受寺洼文化影响而来,战国中期秦献公颁布“止从死”令后结束,但作为放置陪葬品的设置到西汉以后还被长期继承(《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6》)。贾强认为,凤翔孙家南头墓地中的先周墓葬为探寻早期秦人踪迹提供了线索,而该墓地附近的城址或与汧渭之会有关(《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6》)。

 

陈洪梳理秦墓资料后指出,嬴秦贵族多用直肢葬、平民多用屈肢葬的葬式与社会等级之间的关系,只延续到春秋战国之交,到战国早、中期后,在变法革新削弱旧传统势力的内因,和外来移民将平民直肢葬带入关中秦地外因的共同作用下,小型墓中直肢葬大量增加,秦人葬式的等级色彩逐渐消失(《考古与文物》2期)。该文发表后,陈洪更进一步全面梳理了春秋、战国秦和统一秦在渭水、江汉地区的秦墓,重构出土铜器、陶器编年及分期,对秦墓头向问题再做分析,进一步探讨了葬式与社会等级间关系,从考古学上具体而微地阐释了秦人的统一化、秦文化的日益强大化的过程(《秦文化之考古学研究》)。

南阳地区汉代墓葬研究

二汉代考古

——兼论南阳地区汉文化的形成

遗址

宋  蓉

陈博在对汉代城市进行分区、分级工作的基础上,尝试复原汉帝国的城市体系,并对帝国中心区及南北边疆地区进行比较后,归纳了不同地区城市与城市体系的共性特点和区域特征,考察了不同区域城市选址的差异,不同地点城市组成的特点,并以等级—规模分析为基础进行了人口分布与城市化程度的探讨,从新的视角观察了早期帝国及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从中心到边疆——汉帝国城市与城市体系的考古学研究》)。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文博系,北京,100191)

1都城遗址

 

刘庆柱在1988年初版《长安春秋》的基础上,根据近三十年来不断增加的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从汉长安城营建、形制、布局,到宫殿、离宫、礼制建筑、陵墓陵邑、治安管理、文化交流、经济、文化面貌等方面,对汉长安城进行了全新而系统的阐释。刘庆柱、李毓芳系统梳理了汉长安城考古发现,指出汉长安城的形制继承了先秦宫城崇方的传统,对后世建筑产生了重要影响,而长安城中多宫城的“亚宫城”体现了古代帝国时代初期的政治历史特点(《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黄留珠指出汉长安城城墙形状为“斗城”的认识为附会之说,刘振东认为文献中的“长安市”特指长安东市(《汉阳陵与汉文化》3期)。

  汉代的南阳地区包括了今河南省南阳及湖北省襄樊的北部,是汉代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核心地区。从20世纪30年代,画像石被学界关注至今,这里发现了数千座汉代墓葬,涉及阶层上至权贵富绅,下至平民大众,埋葬年代贯穿两汉。这些丰富的发现为全面研究南阳地区汉代考古学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本文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南阳地区汉墓的综合考察,结合文献史学的研究成果探讨南阳地区汉代考古学文化的特点、发展历程及其形成模式等问题。本文共分为六部分。

刘瑞、李毓芳等介绍了秦汉栎阳城遗址出土墓葬,发表了勘探发现的栎阳城遗址二号古城平面图,该城虽东北被石川河冲毁,但面积仍近9平方千米,仅次于汉长安和洛阳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国家博物馆等单位合作在陕西凤翔雍城西侧血池村揭露了大量的祭祀遗址,根据出土遗物,参考传世文献,该区域当为秦汉时期祭祀天地之畤,是文献中秦国国君、秦始皇及西汉皇帝等亲临主祭的国家大型祭天场所,填补了关中地区秦汉祭天礼仪考古的空白(《中国文物报》12月9日)。

 

陈苏镇据文献记载指出,秦汉皇宫中称作“某某殿”的建筑应由殿、室、房、厢、阶、庭等组成,其中殿是最大最重要的空间,殿建于台基之上,南有东西两阶,室位于殿北正中,有户、牖与殿相通,室两侧有房,堂两侧有箱。左房向北敞开,有阶。两厢分别向东西敞开,亦有阶。殿前有内外两庭院。内院称庭或中庭,庭前有门,其外有大门(《中国史研究》3期)。刘振东梳理了长安城郊区建筑的文献和考古资料,提出汉长安城与郊存在内在联系,礼制建筑及墓葬都分布在城郊,而随着长安城的发展,城内设施亦外溢到郊,逐渐出现城郊一体的倾向(《考古与文物》5期)。晏新志对建章宫太液池出土石鱼和文献所载昆明池内石鲸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张建峰系统梳理了汉长安城地区城市水利考古的发现,并参考历史地理和城市水利学成果,第一次从考古角度将之前零散的水利考古发现,组织起来开展城市水利研究,探讨不同时期城市水利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分析城市水利与自然、社会的辩证关系(《汉长安城地区城市水利设施和水利系统的考古学研究》)。

  第一部分,分析南阳地区汉墓的形制,将其分为竖穴木椁墓、竖穴砖(石)室墓两种类型。第二部分,分析南阳地区汉墓的随葬品,以陶礼器、模型明器和生活容器作为典型器,分析其类型、演变及共存关系。第三部分,根据典型器物的形态演变序列,将南阳地区汉墓分为西汉早、中、晚、新莽、东汉前、后六期。第四部分,分析南阳地区汉墓的文化因素属性,将其分为甲、乙、丙三组,甲组与汉文化相关,内涵复杂,乙组代表本土传统,较为单纯,丙组集合了豫北、关中、长江下游三种外来文化因素。第五部分,讨论两汉不同阶段,三组文化因素的互动与融合。将南阳汉文化的形成分为孕育期、成长期、成熟衰落期三个阶段。本土文化与汉文化在思想层面的整合在第一阶段已基本完成,而表象层面的彻底整合直到东汉后期才得以实现。第六部分,结合文献探讨南阳地区汉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背景,提出南阳地区汉文化的形成是一种渐进改良的方式,与汉代政治、思想领域的大一统进程基本吻合,代表了汉代政治核心区的汉文化形成模式。

2地方城市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等公布了广西合浦草鞋村城址、大浪古城的考古资料,其中草鞋村城址面积甚大,发掘者判断为汉合浦郡的郡治所在。该城址发现的手工业作坊等遗存,在汉代考古及窑址考古中罕见,是研究中原制瓦技术南传及汉代官营手工业制度的新资料。汪勃梳理了广陵城文献和考古资料,指出在扬州蜀岗上发现了汉广陵城即吴王刘濞城,其平面形状与长安城近似,是汉初诸侯王比制京师的特例(《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黄朴华整理长沙古城址的考古资料,回答了长沙城位置、规格、地位的演变及相关问题(《长沙古城址考古发现与研究》),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伊川县徐阳村开展墓葬发掘的过程中,在顺阳河上游量大支流的夹河地带,发现一座初步判断为两汉陆浑县城的城址(《2015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了益阳兔子山遗址九号井的发掘资料,并介绍了勘探发现水井所在的铁铺岭城址规模,判断其为益阳县城,并指出水井凿于楚,秦代沿用,井内堆积中不见汉代遗物,井中出土的大量建筑材料和器物对构建湖南秦代考古遗物序列具有重要价值(《湖南考古辑刊》12辑)。原丰、李永乐在罗列徐州所知汉代城址后,重点介绍了石户城、司吾城、湖陵城和彭城四座工作开展较多的城址的相关情况(《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阮浩波等研究了毛乌素沙地31座汉代古城遗址的分布与地理环境间的关系。云南普宁在石寨山文化的核心地区发现西汉中晚期遗存(《中国重要考古发现2015》)。

走马楼吴简库钱账簿体系复原整理与研究

徐超公布了调查获得的太行山东麓地区的汉代城址情况(《北京文博文丛2016》),田小红等介绍了在新疆奇台县对石城子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收获,指出其城址完整、房址保存较好,应为研究两汉时期管理西域的重要实证(《中国文物报》10月21日)。此外,邝桂荣对南越国都城番禺城、陈泓钧对广州秦汉考古中出土的番禺铭文进行了研究(《西汉南越国史研究论集,陈泽泓认为汉灭南越之后,虽然岭南政治中心西移,但番禺仍在持续发展,郑君雷对岭南汉城与西汉时期岭南汉文化的形成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城市与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李珍继续开展了对广西秦城的探索(《广西博物馆文集》11辑)。

凌文超

3长城与边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732)

张文平在长城调查的基础上重新对居延遗址进行了调查研究,认为居延都尉府的治所当为K688城西南的K749城,并赞同李并成居延县为绿城的观点。王璞对疏勒河流域甘肃境内古烽燧进行了分析,李硕确定敦煌汉简中的大煎都侯障位置,魏坚、任冠认为楼兰LE古城的下层为西汉晚期,上层的年代可能已进入西晋。

 

4聚落遗址

  以揭剥图、盆号、清理号等考古学整理信息为首要依据,结合简牍形制、笔迹、简文格式和内容等简牍遗存信息,将采集吴简中的库钱简视作独立的材料进行文书学复原整理,辨析某类簿书所含的简牍,关注簿书的原始状态和内部联系。通过吴简文书学研究,不仅发现揭剥图、盆号、清理号以及简牍遗存信息形象而具体地反映了吴简的采集原貌,为散简的复原整理提供了比较客观、可靠的考古学依据,值得引起吴简研究的重视,而且明确了采集吴简库钱账簿体系,即由“襍钱入受簿”、“襍钱承余新入簿”和“襍钱领出用余见簿”组成。从而使孙吴基层财政运作的探讨,建立在簿书所提供整体认识的基础上,摆脱了过去主要根据简文内容和传统认识对各类简牍进行归类,以零散简牍作为论据的局限性。吴简“襍钱入受簿”和“襍钱承余新入簿”记录的主要是库钱的“收入”,而“襍钱领出用余见簿”载录的则主要是库钱的“支出”,孙吴基层财政大致按收、支两条线进行管理,“收”、“支”之间以“领”来明确具体的责任,并在收支过程中通过换算实现增殖。由“入受”—“新入”、“承余”—“领收”—“出用”—“余见”组成的库钱收支流程,表明孙吴基层财政收支已运用基本成熟完备的四柱结算法进行结算。

韩维龙在河南鲁山杨南遗址报告中系统报道遗址发掘的房屋、水井、灰坑等汉代遗存,该处还发现判断为烧制板瓦、筒瓦和井圈并兼烧陶罐、陶盆的西汉末年到东汉初的陶窑作坊。刘尊志分析了秦汉时期一般庭院的内容和房屋布局(《汉阳陵与汉文化》3期),赵德云提出汉代基层聚落研究应包括的相关内容(《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刘海旺对河南发现的汉代聚落遗址进行梳理后认为,以县城为中心,聚落分布较密集,聚落规模、等级有明显差异,指出一户一井是汉代聚落的最明显特征,认为中原地区汉代聚落可代表汉代聚落的最高水平

 

5矿

新疆塔什库尔干吉尔赞喀勒墓地发掘报告

耿建军分析了徐州汉代采石遗址后指出,该遗址主要开凿两种石料,即小长山开采石板和云龙山开采塞石(《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工作队

6窑址

 

王睿在整理了浙江东周至汉晋时期龙窑的资料后指出,从春秋战国、汉代、三国至两晋,龙窑倾斜度虽然不断变化,但总体符合窑头倾斜度大而窑尾倾斜度小的规律(《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许卫红等报道了咸阳张闫遗址发掘的5座东汉陶窑,李继鹏报道了在孟津发现的窑址,判断其出土物与朱仓东汉陵园遗址出土建筑构件可对应,分析其当为东汉帝陵及陵园建材产地(《中国文物报》1月29日)。

  吉尔赞喀勒墓地位于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提孜那甫乡曲曼村东北塔什库尔干河西岸的吉尔赞喀勒台地(又称曲曼墓地),墓地临河、环山,墓地地表人为铺有大面积错落有致形似“明暗光线”的黑白石条。墓地分为A、B、C、D四个区,2013年,发掘了A区墓葬3座(M1、M2、M4),B区墓葬6座(M10—M14、M24)。考古发掘发现墓葬形制结构、出土遗物、以及葬俗等均表明,该处墓葬文化内涵有着强烈且内容形式多样的光明(火)崇拜特点。出土陶器类型与碳十四测年数据均表明墓葬年代为距今2500年左右。

陵墓

 

1帝陵

  随后的考古发现研究和相关历史资料梳理则直观地表明,吉尔赞喀勒墓地墓葬文化内涵与中亚早期拜火教文化直接关联。本次考古发现意义,第一,是亚欧大陆范围内首次发现距今2500年左右的拜火教遗迹;第二,拜火教起源有波斯或中亚说,这一发现支持了中亚起源说,并有可能把中亚起源地定于塔里木盆地周缘或直接定在帕米尔高原。第三,众多出土文物表明,距今2500年左右。帕米尔作为世界文明十字路口在亚欧大陆各文明活跃的交流中具有突出的无可替代作用。

段清波探讨了秦汉帝陵外藏系统与中央集权制度的关系,张文江、关欣认为,之前判断为秦始皇祖母夏太后的神禾原大墓墓主应是汉代恭哀许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6》),杨武站认为西汉皇后在帝陵中的埋葬位置虽有制度,但与其去世时的身份有直接关系,胡小玉认为汉阳陵的墓葬系统具有内在的系统性构建,朱晨露认为傅皇后墓园应当是哀帝为董贤预做的“寿墓”(《考古与文物》2期),梁安和认为西汉帝陵不存在宗庙祭祀排序中的昭穆制度(《秦汉研究》10期),丁岩认为西汉帝陵的位置选择与血统有一定关联(《汉阳陵与汉文化》3期),刘卫鹏认为汉武帝茂陵的位置正处于关中通往西北两条大道交叉之处,与设置在东南的粮仓和细柳营遥相对应,组成了长安城西北的重要屏障(《汉阳陵与汉文化》3期),徐卫民对秦汉帝陵制度与社会问题、闫华军对帝陵陵邑问题、胡小玉对汉阳陵墓主系统的象征性问题进行了研究(《汉阳陵与汉文化》3期),王子今注意到了汉阳陵外藏坑出土食物中的海产品问题(《汉阳陵与汉文化》3期)。陈静、罗瑾鑫分别对汉代和两汉帝陵的演变做了新探索(《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

 

2诸侯王陵

上海博物馆藏盂鼎旧拓五种及讨论

墓主问题是诸侯王陵墓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李银德在梳理徐州汉代诸侯王陵、列侯墓葬的文献和考古资料后指出,徐州早期4处楚王墓的墓主问题的解决或已不远(《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邱永生、刘照建认为狮子山楚王墓墓主为楚元王刘交(《汉阳陵与汉文化》3期),宗时珍认为驮篮山汉墓和东洞山汉墓墓主分别为有谋反行为的楚王刘戌和刘延寿夫妇,余国江认为仪征团山汉墓墓主为诸侯王妻妾,庙山汉墓墓主为吴王刘濞之妻而非刘濞(《秦汉研究》10期),赵晓华认为风盘岭汉墓墓主以长沙戴王王后的可能性最大,指出吴氏长沙国王陵主要围绕岳麓山分布,刘氏长沙国王主要围绕谷山分布(《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8期),吕健从出土封泥复原着手,判断巨野红土山汉墓的墓主当为山阳哀王刘定。

唐友波

田二卫认为徐州汉代诸侯王墓因山为陵的崖洞墓是当地在群山环绕情况下的独立起源,梁勇对汉楚王墓群的墓主提出了诸如狮子山楚王陵墓主为楚元王刘交的一系列新意见,缪华、梁勇从北洞山楚王墓的位置出发对秦梁洪问题提出了新见解,周金波对西汉楚王墓建筑的力学问题进行研究,杨爱国指出西汉时期一些诸侯王虽因谋反等罪而受到惩处,但包括犯罪诸侯王死后的葬礼依然不可比拟,并认为长清双乳山济北王墓的墓主当为刘胡(《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靳宝对北京大葆台汉墓的墓葬结构进行了全新复原,王磊探讨了徐州北洞山崖洞墓建筑结构及象征意义,黄明乐将西汉南越王墓与长沙王墓进行了比较分析(《西汉南越国史研究论集。

(上海博物馆,上海  20000)

海昏侯刘贺墓是年度列侯墓葬研究的核心墓葬,江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及时公布了海昏侯墓的考古资料(《中国文物报》3月4日、11日,《中国重要考古发现2015》,《考古》7期),以此为基础,信立翔指出该墓为西汉列侯墓葬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典型标本,白云翔从西汉诸侯王及列侯墓葬研究的视野出发指出该墓陪葬的车马为墓主昌邑王时所用,编磬的发现也显示出墓葬超出列侯墓规格,刘瑞认为简报判断为“寝”的遗迹应为祠堂,而睡虎地M77所出《葬律》当为西汉早期产物,张仲立、刘慧中认为该墓具有明显的逾制特征,韩国河探讨了海昏侯刘贺墓的选址、封土、形制、棺椁等方面的相关制度(《光明日报》2月3日)。王刚认为海昏侯墓出土“大刘印记”中的“大”主要与年辈相关[《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期],王恩田认为海昏侯墓园内9座带墓道的墓中,前排5墓是海昏侯刘贺及夫人和刘贺之子充国及其弟奉世之墓,后排4座为元帝复封的海昏侯代宗及其子孙之墓(《中国文物报》9月27日),刘瑞对墓葬出土马蹄金上的上中下含义进行了分析(《中国文物报》2月26日),张传官指出海昏侯墓出土木楬中“绢执”的绢应指颜色(《中国文物报》7月8日)。

 

刘瑞在梳理城固饶家营“张骞墓”的考古发掘历程和相关资料后指出墓主与张骞无关(《两个世界的徘徊》)。姜生认为马王堆一号墓四重棺分别代表冥界、昆仑、九天和大道,它们与内棺上的T形帛画一起表达着死后转变成仙“与道为一”的整个过程,李小旋关注了马王堆和金雀山墓葬出土帛画在内容、意义和功能等方面差异和由之而体现墓葬观、死后观的变化。刘尊志认为徐州荆山村西汉墓地是一处与楚国相关的列侯墓地。

  本文对未曾发表的上海博物馆所藏五件盂鼎旧拓本,作了详尽的介绍和分析,包括拓本时代、题跋考釋、题跋作者及其相互关系,乃至拓本的流传。本文引述了大量相关的文献记载、书信题跋等史料,就早期盂鼎拓本版本和流传、盂鼎出土后的收藏和流传、与同时出土的另一件盂鼎(小盂鼎)的关系等,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另外就其中的两件全形拓,
进行了专门有关青铜器器形拓制的分析和讨论。本文列举的史料证明清道光(1821—1850)中期即有盂鼎拓本的流传。结合上博藏8595与9716拓本的差异,分析了早期“二白”本与后来出现的“三白”本,其变版的时间可能在吴大澂居北京的清光绪四年(1878年)九月至光绪五年(1879年)一月。潘祖荫得到盂鼎的时间在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一月,得鼎后作《盂鼎歌》,并召集了鉴赏聚会。与盂鼎同时出土的还有另一件盂鼎,习称小盂鼎,其实今天仍无法确定两件盂鼎孰大孰小。此鼎被清道光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1843—1848年)任职岐山的李文翰所获得,李文翰还曾给自己及其儿子起过伯盂的字号。后来此鼎传毁于战火。小盂鼎的拓本流传很少,至今能确定的只有一件。上博8595与9716拓本,还同时有按器形原大制作的全形拓,气象宏伟,而且是用整张纸拓制的,也是今天所见制作得最为精细,造型准确的较早的青铜器全形拓,对于青铜器全形拓历史及其技艺的认识,有着重要的标杆式的意义。
 

3其他墓葬

多部大型专题墓葬报告的出版,使得一般墓葬在2016年度公布的数量和分布范围都出现历年少见的景象。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公布了合浦发掘的15座西汉晚期墓、47座东汉墓的全部资料,其发现的西汉晚期卷棚顶陶仓甚为重要,作者将汉墓与三国墓、晋墓一起公布的形式,将该区域墓葬发展的情况清晰展现出来(《2009—2013年合浦汉晋墓发掘报告》)。河南省考古研究院公布了新郑坡赵M1相关资料,判断该墓墓主为东汉晚期两千石,清理过程中发现的多次开启行为和毁墓行为不多见(《新郑坡赵一号墓》)。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了益阳发掘的92座战国晚期至西汉早中期的墓葬资料,并进行出土随葬品组合的类型学研究,虽发掘者已指出这批墓葬的墓主均为平民,但据之建立的区域墓葬和器物发展的演变认识,对更大范围秦汉考古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益阳罗家嘴楚汉墓葬》)。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公布了双龙机床厂清理的863座战国至两汉时期的墓葬资料,根据十二类陶器进行了墓葬分组,将墓葬分为七期十三段,构建起精细的区域墓葬及相关器物的考古学编年(《双龙机床厂墓群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系统整理了浙江省历年发掘的770座汉墓资料,对墓地类型、朝向、墓葬形制、结构、葬具、葬俗等进行了分类总结,在将相关墓葬分为6期12个段后,分区域进行了文化因素的研究,构建起了全新的浙江地区汉墓区域发展编年。

不过虽然如此,杂志、集刊依然是一般墓葬报道的主体。陕西蒲城清理秦或汉初墓葬3座(《考古与文物》5期),广西合浦清理秦至西汉早期、西汉中期的多墓土墩各1个,湖南中方发掘战国晚期到西汉早期墓葬11座(《湖南考古集刊》12辑),新疆哈密巴里坤发掘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墓葬1座,陕西西安阎良栎阳城遗址发掘31座汉代墓葬,咸阳崔家村发掘2座西汉中晚期墓,判断与平陵邑有关,河南郑州发掘西汉晚期墓葬1座,宜阳马窑村发掘汉墓1座(《洛阳考古》12期),江苏镇江龙泉村发掘西汉中期家族墓葬10座,应为一处家族墓地,安徽肥东小黄村发掘西汉晚期墓葬1座,山东济南魏家庄发掘汉墓95座,辽宁盖州光荣村发掘西汉中晚期墓葬1座(《博物馆研究》4期),江苏扬州清理西汉晚期到东汉早期墓葬23座(《中国文物报》6月3日),湖北荆州清理西汉中晚期墓葬3座,湖北荆州发掘西汉晚期墓10座、东汉早期墓3座。

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清理西汉中晚期到东汉初期的墓葬6座,辽宁营口发掘两汉之交墓葬4座,甘肃环县清理新莽至东汉初期墓葬2座(《考古与文物》2期),河南登封发掘东汉早期墓葬1座(《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2期),湖北郧县清理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早中期墓1座、新莽至东汉早中期墓1座,山西太原发掘东汉中晚期墓1座,河南孟津发掘7座东汉晚期墓,孟津卅里铺发掘2座大型东汉晚期墓,发掘者判断其与大汉冢帝陵陵园无关,为晚期迁到该地的墓葬,河南淅川发掘东汉中期或略晚墓葬21座,河南洛阳瞿家屯发掘东汉中晚期墓葬1座,河南淅川马岭发掘33座从新莽至东汉晚期墓,广东徐闻凸仔岭发掘1座东汉后期墓,辽宁鞍山调军台发掘东汉晚期墓葬13座,湖南郴州清理东汉晚期墓1座,陕西西安发掘东汉中期、东汉末年墓葬各1座,江西南昌清理东汉晚期墓葬1座,甘肃临泽清理东汉晚期至曹魏时期墓葬5座(《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4期),四川乐山发现东汉晚期至蜀汉时期大型崖墓1座,北京大兴三合庄清理东汉墓9座(《中国重要考古发现2015》),江苏淮安清理从西汉早期到东汉时期位于同一土墩下的墓葬97座,湖南长沙清理东汉墓葬2座,北京丰台石榴庄清理汉墓2座(《北京文博文丛》2期),重庆巫山清理东汉墓10座,新疆和硕清理东汉墓4座,西安临潼北庄发掘7座东汉墓葬。

基于多年积累的大量汉墓资料,综合研究不断深化。宋蓉在将关东分为东西部的基础上,进一步选择不同层面、不同程度的标准进行分区,据不同类型墓葬文化因素构成和墓葬规模变化,探讨了政治因素对不同阶层的影响,揭示出各区汉代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格局和郡国分治问题(《汉代郡国分治的考古学观察——以关东地区汉代墓葬为中心》)。蒋璐在将北方地区汉墓分为六期后,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组合等的差异,归纳了相关地区不同阶段的发展特点,并对北方地区汉代居民构成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北方地区汉墓的考古学研究》)。

索德浩认为成都老官山M1的墓主为关东豪族景氏。刘翔宇、谢涛认为成都老官山M3和绵阳双包山M2的墓主为汉代的楚地移民,陈立柱认为巢湖放王岗M1的墓主为文献中的荆州刺史柯(《巢湖学院学报》4期)。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公布的中方竹子园战国至西汉墓葬虽仅11座,但发掘者指出其仅是大墓区中最晚的一个小墓区,通过其与整个墓区的对比,可见沅水上游地区战国晚期到汉代早期的墓葬演变(《湖南考古辑刊》12辑)。张翔宇指出河南淇县大马庄汉墓具有明显的豫北地区汉墓特征(《汉阳陵与汉文化》3期),吕健、林益华以徐州万达M6为中心考察了汉代权厝与祔葬的关系;林俊雄认为前斯基泰—匈奴墓葬其与当时帝陵的相似性要远远多于其与以前游牧贵族墓葬的相似性;刘兴林在梳理资料后对汉代墓葬封土的情况进行了总结,认为在西汉晚期封土墓得到大的发展(《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

自确定秦汉时期仍存在土墩墓后,相关的研究陆续展开。胡兵对江苏淮安王庄墓地的分析揭示了土墩墓的区域分布及相关问题,王婷以湖州地区的考古发现为例分析了土墩墓内墓主的关系,秦宗林、束家平指出扬州地区已发掘汉代土墩墓的墓室均为近正南北或正东西方向。张翔宇、朱连华根据西安北郊地区秦汉墓方向的差异和变化,认为西安北郊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应有大量关东移民存在;刘振东分析了汉代墓葬中的棺种类和变化;雷安迪在分析了越南发现汉代船棺葬后认为,该地船棺葬的习俗可能源自南中国和越南北部,而越溪M2大致在公元前250~前150年(《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刘尊志分析了东汉之前对西汉墓葬的破坏问题[《南开学报》5期]。吴桂兵分析了汉晋时期中心和边远地区的多人合葬传统,单月英分析了东汉魏晋时期降汉匈奴人墓葬的分布、特征与葬俗的变化(《两个世界的徘徊》)。

4壁画墓与壁画墓研究

陕西靖边杨桥畔渠树壕发掘的东汉壁画墓中首次见到了星形、星数、图像、题名四要素俱全的天文图,为二十八宿尤其是中外星官的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中国重要考古发现2015》),李龙斌等介绍了辽宁辽阳发现的东汉壁画墓,判断其可能是公孙氏墓葬,内蒙古鄂尔多斯发现东汉壁画墓(《中国文物报》9月13日)。黄佩贤对汉代墓室画像研究进行了综述(《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李林开展了辽东地区汉魏壁画墓的分区与分期研究(《中国汉画研究》5卷),张媛媛认为望都一号汉墓的壁画布局反映了汉代郡国行政架构,昭示出墓主的显赫地位,展现了墓主勤勉工作和人们对他的爱戴(《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期)。

5画像石墓与画像石墓研究

四川广汉清理的2座东汉“永元八年”墓及1座东汉墓中均出土无论数量还是品类都甚为罕见的画像砖,山东邹城新发现“汉安元年”文通祠堂长篇题记(《中国汉画研究》5卷),山西中阳发现1座彩绘汉画像石墓,河南宝丰清理2座东汉中晚期画像石墓。

从研究方法上,刘道广提出,在汉画像石的研究中无须强纳现代西方美术史的纪念碑性分析,也不必把中国美术史研究的背景资料改换为“图像学”的“图像志”,研究应从数据实验开始,不能以概念交换来代替学术研究[《东南大学学报》5期]。王煜系统梳理了汉代的牛郎织女图像,认为将牵牛、织女刻画在墓顶或棺顶表现天阙、天门,希望墓主能像牵牛、织女一样或得到主事者牵牛、织女的帮助,顺利过天关、越天梁、渡天河,进入天阙、天门而升天成仙,姜生认为汉墓画像用图像化语言保存了阴阳合气、龙虎交媾结精成丹信仰和仪轨,是东汉《老子想尔注》以墓室为“炼形之宫”进行死后“太阴炼形”结精不死、《周易参同契》论龙虎交媾之术以求尸解成仙的信仰的根据,因此判断《参同契》原本和丹田学说在东汉形成有时代信仰的根据。

仲雨、闫勇从结构和画像分析出发,认为胶东石椁墓是从鲁中南发展而来(《文物春秋》5、6期),索德浩、谢林从汉代石阙上画像的配置出发,认为存在川东和川西两种类型(《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赵元考证了吕梁左表墓的汉画像石题铭[《浙江师范大学学报》3期],杨爱国梳理了山东长清孝堂山郭氏墓石祠的认识和传播过程(《社会科学战线》9期),陈文利从类型、雕刻手法、地域特点等方面开展了许昌画像石铺首衔环的图像研究,朱浒梳理汉代大象图像后提出,象题材画像石同骆驼题材伴生较多,也有与人物的复杂组合,并逐渐形成“胡人—象”模式,其在传递祥瑞观念的同时表现了汉人对其佛教的认识(《故宫博物院院刊》6期),杨孝鸿认为画像石中的泗水捞鼎体现了汉代祠堂画像借用公众舆论的手段以获得丧家最大利益并博取声誉为仕途奠定基础的功用,同时表达了对长生不老的向往[《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期],杨赫、杨孝军提出树的画像所反映的是汉代的民间宗教信仰,表示死者已经进入另一个世界且在仙界重种生命树,可以长生,王志刚、臧之筠认为树纹是一种独特的民族艺术表现语言,郑红莉整理了各地发现的荆轲刺秦的图像,指出该图像既见于宗祠庙堂、阁楼门阙,又见于幽冥石室,其既反映了儒家崇尚的忠义孝勇社会思想,也是汉代社会盛行血族复仇行为的折射(《考古与文物》3期),认为白家山“交战图”描述的是汉平南匈奴的战争场面,是对汉北方边郡汉匈关系即胡汉战争的写照,曾磊认为过去称为酿酒的画像砖体现的实是酒肆,画像砖中的“羊”“酒”组合与汉代文献中多见的“羊酒”有关,酒肆前的平台乃用于沥酒的设备。

边疆地区

1东北地区

王天姿、吴博分析了辽东半岛汉墓的分布特征和汉文化传播路线,王禹浪、王俊铮从辽东半岛汉墓类型分析出发研究了汉文化在半岛乃至东北亚的传播等相关问题(《大连大学学报》4期)。

2西北地区

王子今指出西汉上郡武库位置险要应与上郡地处北边防线居中位置有关,其虽距前沿有一定距离,但可通过秦直道完成作用的实现(《秦汉研究》10期)。潘玲就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之间的文化交流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张骞出使西域应该是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文化交流的再次回复而非凿空(《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夏凡以丝绸之路的宗教艺术为视野,对新疆有品乐器的渊源、发展及其与宗教艺术的关联进行了研究(《世界宗教文化》3期)。

3西南地区

吴小平、李冀源认为云南个旧黑蚂井墓地应为西汉晚期到东汉早期的句町贵族墓地。杨勇对云贵高原西南夷文化中的铜釜做了系统整理,对不同类型铜釜的流行时间做出总结,并据此对人群流动、文化传播等问题提出了新意见(《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何志国认为见于《后汉书》和张衡《西京赋》等记载的东汉外来杂技幻术,可能由游方僧人从印度经蜀身毒道而非西域道传入,同时还带来中国最早的佛像,杂技幻术从西南地区先后传入中原和江南,成为南北朝佛教活动的重要内容。肖明华、排禄仙整理了西南地区汉代及其前后出土的海贝资料,结合民族志调查资料,认为西南地区出土的海贝应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而来自印度一带(《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苏奎指出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的汉代雕花铜板饰应为新莽时期的龙首方形铜器——锉,是汉文化在当地传播的又一例证(《中华文化论坛》1期)。

专题

1文字

秦汉简牍

《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肩水金关汉简、《居延汉简》(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在《出土文献研究》、《出土文献》、《简帛研究》、《简帛》、《简牍学研究》等辑刊中,既刊布了新资料,更刊发了大量研究成果。

晏昌贵根据对天水放马滩木版地图的重新照相时发现“北方”而确定的地图上南下北方位,对地图内容进行了重新复原、释读,并提出了其所表现的今地域范围,认为其主要表示东柯河、永川河及永宁河上游的花庙河,其地域范围东西约40千米、南北约50千米,计2000平方千米,该地图绘制早于墓葬下葬,在公元前300年前后,其为墓主生前使用地图,各图反映地域的大小或系墓主生前职掌地域范围变化之故,郑威依据新公布简文论证认为新武陵当为洞庭郡治。陈松长释读了岳麓秦简中出现的几个令名,李国强确定了先农的田祖原型及其与其他农业神的整合过程,区分了先秦时代十月腊祭和十二月蜡祭的功能特征,指出周家台祠先农简中的禾、黍均源于北方粟作农业,与楚地稻作农业无关,楚地先农祭是秦人强权文化一统天下和秦人国家宗教征服楚地信仰的见证(《中国文化研究》2期),史达认为岳麓书院藏秦简《质日》的四枚漏简应附于《廿七年质日》末尾,为一名叫“爽”的小吏的履历,而“爽”可能是曾任江陵县丞的《质日》拥有者的下属[《湖南大学学报》4期],沈刚认为秦简中的吏仆与吏养分指驾车和炊事人员,其来自徒隶而偶有戍卒,有特殊技能工匠不能任吏仆。李洪财认为岳麓秦简中的从人是一种“级别较高”的特殊犯人,可能就是传世文献中记载的主张合纵反秦的人,并对秦的从人管理进行了考察,周海锋从新出秦简中的礼俗分析出发,认为秦代对礼俗的重视反映其治国是礼、法并行而非唯法是从(《中国文化研究》2期),杨艳辉、张显成提出简帛文献整理应组建文史兼备的专家库以减少释读欠妥的现象,并制定文字隶定和释读标注的体例,以防释文标注不严,并应辨明文献文句的层次,厘清句间逻辑,以防释文标点不当[《南通大学学报》4期]。

杨军、王楚宁、徐长青报道了海昏侯墓出土的《论语·知道》的相关内容,张存良、巨虹介绍了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汉文简牍未刊部分的相关内容。张瑛从河西汉简中择取“律”性质较明确或自称“律”条文25条,参考睡虎地秦律和张家山汉律,对其内容、属性判断后确定共涉及《汉律》12种[《西北师范大学学报》4期],黄艳萍探讨了《肩水金关汉简》中所见“燧”的命名原则,焦天然提出作为新莽简判定标准的“”“二十”“三十”“十”等数字的使用始于始建国初年,终于地皇四年新朝结束,“桼”与“斛”不能单独作为新莽时期的断代标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1期),张丽萍、张显成从语义、语音上判断西北汉简中的“慈其”为文献中的“席萁”,为今天所说芨芨草,李婧嵘认为《二年律令》应由三位书手书写完成,其中一位书手书写半数以上简文,其他两位为辅助书手(《湖南大学学报,秦进才、李艳舒指出海曲汉简“天汉二年城阳十一年”简目前所知上书皇帝年号纪年、下书诸侯王纪年的最早证据,其“城阳十一年”为城阳惠王刘武纪年,杨安结合残存在竹简上的细节以及与传世文献,对银雀山汉简中的“八风图”进行重新复原和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期),范常喜指出马王堆汉墓遣册原释的“白羮”当为“甘羹”,是用枣、栗、饴、蜜等甘物调和而成的甜羹。

碑刻

常德生对河南驻马店发现的永初七年“请雨铭”石刻进行了录文考订,么乃亮、赵楠介绍了东汉魏郡残碑立于东汉延熹至建安之间,可能为冀州土人所立,陈世庆释读出《开母阙铭》中“洪”字,景宏波认为芮城博物馆收藏的“汉大阳檀道界”摩崖当为西汉所刻。胡广悦、孙坤对汉代碑刻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梳理,任小行介绍了山东金乡出土的禳盗刻石(《中国文物报》11月15日)。

砖铭、瓦当

刘云华介绍了山东威海不夜村遗址出土东周至汉代瓦当,陈鸿钧梳理了广东出土的东汉铭文砖,闫璘介绍了青海平安县石家营买墓地出土的汉砖。王森从造型艺术的角度出发,从造型样式、艺术特征及审美源流等方面对汉代凤鸟纹瓦当的造型艺术语言进行了分析。

器铭

王文静以1990~2010年出土或首次公布的战国有铭秦兵器为研究对象,梳理出战国秦兵器的类型与监造体系和秦文字特征[《长江大学学报》8期]。韩建武考释了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16件有铭铜器、银器,指出高陵君鼎为第一件秦国纪年铜容器(《西部考古》12期)。张天恩在主编出版的《陕西金文集成》中,第一次全面收集了收藏于陕西各地文博单位的秦汉铜器,不少青铜器器形铭文为首次刊布(《陕西金文集成》,三秦出版社)。刘瑞梳理了学者对汉长安城未央宫出土骨签性质和用途的研究情况(《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钱彦惠从大云山汉墓出土器铭出发,认为西汉前期诸侯国所用器物的生产机构既有专设府库,又有中央工官;西汉中期诸侯国在府库自造器的同时出现郡国工官;西汉晚期府库生产器物的情况基本消失,诸侯用器多转由铜官或工官制造。潘天波考释了长沙望城庙坡山汉墓出土漆器上的相关文字(《中国书法》22期)。李零在介绍国家博物馆藏战国干支仪的用法后,梳理了秦汉干支筹等类器物的出土和使用情况(《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5期)。李宝才介绍了法国发现的与伯希和有关的1件鸟篆文铜壶,指出其当为西汉中期铸造,曹锦炎、李则斌释读了江苏盱眙西汉江都王墓出土的越国鸟虫书錞于文字。

印章、封泥

曹发展、闫华军指出原释为“东织寝官”的汉阳陵出土印章当读为“东织染官”。刘乐贤认为秦封泥中的“奴盧”当读为“若盧”,王辉释读了秦封泥中与府有关的10枚封泥(《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王伟指出从高频字特殊写法和印面布局上可以进行秦印章封泥的断代,认为鱼纽是南越国官印特色,是秦印在岭南的发展,属秦印分支(《考古与文物》2期),谷丽芬、王爽从“临屯太守章”封泥出发,判断邰集屯小荒地方城可能为汉辽西郡郡治,杨勇对云贵高原的汉代印章做了集中梳理,指出云贵高原出土的汉代印章埋葬在汉武帝“开西南夷”之后,此前云贵高原土著族群可能不使用印章,印章在当地的出现是汉朝册封制与郡县制及内地人口迁入和中原文化传播的结果,朱晨、吴红松对两枚秦封泥私印文字进行了考释。

陶文

兰德省等人对秦俑一号坑第三次发掘新出的陶文进行了分析,认为存在部分新征调来的地方民营或市亭制陶作坊的陶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6》)。顾翔从秦陶文出发探讨了秦文字的隶变和秦统一后的书同文问题。

2器物

赵德云在将西周至汉晋之间的十三类珠饰进行系统收集后,对它们的来源和传播、形态和功能变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通过外来珠饰的传播探讨了欧亚大陆中西文化交流的阶段性特征(《西周至汉晋时期中国外来珠饰研究》)。徐蕊对汉代服饰的文献和考古资料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并分别对男性、女性服饰进行了类型学研究,在考察了汉代服饰与礼制的关系后,对汉代服饰的发展和变化做出研究,并将其放在世界范围内与罗马附近开展对比(《汉代服饰的考古学研究》)。

卢兆荫讨论了汉代玉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问题,徐琳指出西汉中期以后儒家思想对用玉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尚如春、滕铭予分析了汉墓中出土玉石猪的类型和分期,探讨了其多样化的功能和分布情况,韩茗在对汉代牙形玉器做出类型学分析后,探讨了其风格演变和地域性特征,洪石系统梳理了汉代镶嵌宝石漆器的发现情况后,分析了宝石镶嵌的工艺和特征;张闻捷分析了南越王墓的用鼎制度,认为文帝在礼器使用上存在以九为节的原则,而墓志布局则似有前朝后寝的格局;朱笛系统收集汉代雁足铜灯的考古资料后认为,用雁足隐含着太阳崇拜的思想;苏奎探讨了不同类型汉代羽人乘兽熏炉的时代特征和生产流通情况;梁斌分析了国家博物馆新入藏的东汉永寿元年环首钢剑后指出,其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灌钢制品(《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石宁对西汉的仓、李曼丽对汉代的熏炉和熏香进行了分析(《汉阳陵与汉文化》3期)。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系统整理了“12·29”案件追缴的西汉长沙王陵出土漆器,并制作漆器文字编(《西汉长沙王陵出土漆器辑录》)。

吴小平、蒋璐从考古类型学和文化因素着手分析了长江中游汉墓出土瓷器,分析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岭南因素、江东因素、长江中游因素三类瓷器的分布和传播,刘章泽指出四川什邡出土的骰子是印度传入的骰子与中国原有的六博投琼和樗蒲“五木”结合的产物,杨爱国将汉墓中发现的屏风分为三类,指出其明器和生器的差异,指出不同位置的屏风代表了不同的含义,王煜等从雅安卢山汉墓出土的摇钱树座的图像判断其当为昆仑山的表现,与其上钱树构成了昆仑——建木的登天组合(《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5期),路懿菡、郭梅认为定州三盘山汉墓出土错金银青铜伞挺纹饰既表达出汉人对死后灵魂升入仙境的渴望,也展现出汉人心目中对仙境的想象和向往。

王意乐、徐长青、杨军介绍了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孔子衣镜,徐龙国指出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砝码是日常用具,可以用来称量黄金、贵重药材、进口香料、金银器及部分珍贵铜器等器物(《中国文物报》11月4日),戴自强、李君从刘贺墓出土钱币出发,认为西汉的马蹄金、麟趾金有不同的制作和用途与性质,闫璘报道了青海海晏县西海郡故城发现的新莽钱范,邵凤芝、李文龙报道了河北大学博物馆所藏的秦两诏铜权,高成林以海昏侯墓出土早期器物为契机,系统梳理了汉墓中出土的“古董”和相关含义,韦正探讨了海昏侯墓出土马饰(《江西省博物馆集刊》7期)。李云河从汉阳陵陵邑汉墓出土陶器的观察出发,指出汉代陶器纹饰制造中使用了滚筒滚压纹饰(《古代文明研究通讯》)。张世轩对战国至汉代漆木虎子的器形、制作工艺、用途及命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郭强认为新乡吕村、大官庄东汉墓中陶俑当为胡僧(《西部考古》12期)。刘超在对汉代女兵俑分析后讨论了汉代女子兵战的问题(《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潘攀认为汉代的有角神兽是汉文化信仰中常见的造神方式的产物,其“角”的神异性背后有着复杂的意图(《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6》)。

徐勇捷分析了战国半两钱的类型后对相关类型钱币的生产进行了探讨,赵路花对战国半两钱的钱文演变规律进行了分析,认为半两钱钱文经历了从篆书之风到隶书之意,松散之姿到规整之态的转变。陈伟武指出秦简《金布律》“择行钱、布”之“择”当读为“释”,训为“舍弃”,《金布律》和《钱律》的类似律文是对市场流通货币的规范管理,禁止使用盗铸钱和伪劣布币及黄金。《金布律》无惩处盗铸钱犯罪律文[《中山大学学报》2期]。张虎安认为汉武帝白金三品应是借鉴当时大夏以银为钱币制形状的产物,认为目前所见“希腊文铅饼”等是内需用品的废弃品或防治品(《秦汉研究》10期),孔茜报道了扬州市考古所发掘的外文铅饼(《扬州日报》11月8日),姜宝莲、赵强梳理国内出土的类似铅饼后指出,其当为汉武帝时期铸造的白金三品,龙纹币形状圆形鼓面,象征天,为当时“盖天说”的模仿,“少”字代表了铸币最高的管理机构少府,而龙纹币上铸造的一圈符号乃是二十八宿的星相符号(《中国文物报》12月13日),胡永祥、沈军民介绍了宁夏固原出土一枚汉代五铢压胜钱。

3丝绸之路

王巍指出秦始皇统一中国和在全国建立驰道、郡县,为西汉武帝时期张骞通西域奠定了基础,而张骞通西域,并非丝绸之路的开始,而是开启了古代东方与西方交流的新时代。即由零星的、断续的、小规模的民间交流转变为大规模的、持续的、官民结合的交流,对于促进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版》1月12日)。吴春明在梳理“丝绸之路”的概念的来源和形成过程后指出,其在提出之初有着必然的时代局限性,而早年考古资料的缺环和跨时空比较研究的不足及传统史学思维的惯性等都制约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深入探索,指出要重视域外世界自史前以来即已相继传入并深刻影响古代中国的诸经济、技术、思想、文化因素及从古代海外“诸蕃”登陆融合到近代西方传教士的活动等外来文化传播的研究,杨巨平指出丝绸之路和希腊化文明二者之间的联系却没有得到国内外学界应有的重视,没有把丝绸之路的开通、发展与希腊化世界的建立联系起来,没有把丝路重镇、丝路钱币与丝路宗教艺术与希腊化文明的遗产联系起来,没有意识到中希两大文明的接触早在公元前后就已经通过丝绸之路得以实现[《北京师范大学学报》6期],杨静以在中国出土的外来玻璃以及受到西方玻璃工艺制作影响的玻璃制品为出发点,阐述了中西方的文化交流状况。

(本文电子版由编者提供 原文刊于《中国考古学年鉴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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