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2010年2期目录与内容提要,裴文中甘肃考古记

目录

距今五千年前后文化迁现象步探索…………………………………………………许永杰(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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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简簿记与楚国量制研究………………………………………………………………董珊(171)

夏鼐在仔细研究出土文物(本图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提供)

2005年陕西扶风美阳河流域考古调查………………………………………周原考古队(207)

  在安特生甘青考古结束整十年以后,1934年10月2日,刚刚从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夏鼐,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取了留美公费生资格(考古学专业);此后,他又遵从李济先生“出国赴英较美为宜”的建议,将留学方向调整到了英国伦敦大学。在1934年10月至1935年7月夏鼐出国留学前的阅读书目上,可以看到摩尔根的《史前人类》、伯基特的《古石器时代》和《史前学》、柴尔德的《青铜时代》、奥斯本的《古石器时代的人类》等宏篇巨着,也可以看到有关中国上古史研究的主要论着,如安特生的《甘肃考古记》和《中华远古之文化》、李济的《西阴村史前的遗存》、巴尔姆格伦的《半山马厂随葬陶器》……
  继安特生之后,1926年李济在山西夏县发掘了西阴村遗址,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发现龙山文化,1931年梁思永在河南安阳发掘了后岗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殷商文化依次叠压的堆积层次……彼时,李济先生在1935年1月4日讲给夏鼐先生的话里清透地道明了中国考古界和历史研究领域的主流观点:“中国考古学之重要,在于以全人类的观点来观察中国古代文化在世界中的位置。”
  又一个十年过去。
  1944年4月4日,留学归国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的夏鼐由重庆珊瑚坝机场起飞,经停宝鸡飞抵兰州,和先后到达兰州的向觉明(向达,时任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导师)、阎文儒一道开始了二十一个月的西北史地考察(绝大多数考察在甘肃境内)。夏鼐参加的此次考察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与国立北京大学联合组成,筹备期近一年。为了支持此次考察,李济主持的中央博物院和傅斯年任总干事的中央研究院各自先行支付了十数万元(注:法币)。不过,攥着这些票子的夏鼐和二十年前的安特生根本无法相比,因为这时的兰州“海参一盘即费900元,海米百元一两”.
  夏鼐等人在甘肃的史地考察,1944年集中于河西走廊地区,与彩陶无涉;1945年起,则专于史前遗址的考古和彩陶发掘,其范围和路径与安特生大致相似。除了新发现兰州中山林、太平沟等数处彩陶文化遗址外,夏鼐最重要的收获就是发现了甘肃仰韶和齐家期的层位关系–在1945年4月11日的日记里,夏鼐根据广河阳屲湾齐家文化墓葬填土中发现甘肃仰韶文化彩陶片,做出了“齐家晚于仰韶(半山)”的大胆推测;之后,在1948年《中国考古学报》第三册《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修订》一文中他更为明确提出了“这次我们发掘所得的地层上的证据,可以证明甘肃仰韶文化是应该较齐家文化为早”的论断。
  在修正了甘肃仰韶和齐家期的先后关系之后,夏鼐基于临洮寺洼山的发掘,提出了区分“甘肃仰韶文化”和河南仰韶文化的洞见,在1949年发表的《临洮寺洼山发掘记》一文中,他认为安特生所说的“甘肃仰韶文化”与河南仰韶文化多有不同,“不若将临洮的马家窑遗址,作为代表,另定一名称”,从而提出了马家窑文化的命名。
  1944年至1945年间的西北史地考察是一次补给非常困难的战时考察。尽管如此,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还是数度筹措资金满足了考察工作的基本要求,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先后两次宴请礼遇了夏鼐一行,对考察事务嘉许良多。1945年12月末,夏鼐经天水、徽县转至四川广元乘船返渝,31日“遇寒雨连江,颇有诗意”.
  继之,扛着少将军衔的裴文中率领西北地质调查队,先于1947年在甘肃渭水流域、西汉水流域、洮河流域及兰州附近做了三个月调查试掘,发现了包括天水西山坪、武山石岭下遗址在内的众多史前遗址;随后,又于1948年在甘肃河西走廊和青海湟水流域以及青海湖附近做了三个月的考古调查。
  裴文中于1947年间的调查发掘和安特生最大的不同,在于首次将甘肃东南大部(渭水流域和西汉水流域)整体纳入了史前考古的范围。不同于安特生的“甘肃仰韶”,真正的仰韶文化遗址经由此次调查试掘,在渭河流域的天水、甘谷、武山、陇西和西汉水流域的成县、西和、礼县乍现“真容”,甘肃版图上的彩陶文化谱系自此趋向于清晰和完整。
  通过1947年的调查发掘,裴文中提出“洮河流域之彩陶,与渭河上游彩陶文化鼎盛时期之彩陶,颇有相似之处,然就纹饰而言,亦不无少别,故吾人恒以马家窑式彩陶称之”(1948年《燕京学报》第34期《临洮临夏附近史前人类遗址调查简报》)。此见解,承续了夏鼐的类似动议,为马家窑文化的最终命名奠定了颇有见地的学术基础。
  裴文中藉由此次考古调查,还对安特生的“六期体系”进行了结构表述的首次突破:他认为“安氏所谓之齐家期,据吾人此次之调查,似非彩陶文化之时期,或为另一种不同之文化”,并因此命名了“齐家文化”;之后,他又命名了发见于河西走廊中部的“沙井文化”.
  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认为,安特生之后,经过夏鼐、裴文中的田野考古实践和研究考证,“中国考古学者对安特生《仰韶文化》之新石器时代部分的解析,已基本完成”.
  夏鼐简介
  夏鼐(nài)(1910.2.7-1985.6.19),浙江温州人,着名考古学家。系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荣获英国学术院、德意志考古研究所、美国全国科学院等七个外国最高学术机构颁发的荣誉称号,人称“七国院士”.先后就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1979年被推举为中国考古学会的理事长。1982年,夏鼐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裴文中简介
  裴文中(1904年1月19日–1982年9月18日),河北丰南人,着名史前考古学、古生物学家。1929年起主持并参与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是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的发现者。后主持山顶洞人遗址发掘,获得大量极有价值的山顶洞人化石及其文化遗物。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49年后,积极开展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综合研究,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代表作有《中国猿人史要》、《周口店第一地点之食肉类化石》、《周口店山顶洞之文化》、《周口店山顶洞之动物群》、《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和《中国猿人石器研究》。
      (来源:大西北网-科技鑫报)

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李水成水涛  王辉(229)

 

内容提要

距今五千年前后文化迁徙现象探索

许永杰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广州 510275)

   
距今五千年前后的仰韶时代晚期是一个大动荡的年代,表现在社会层面是各考古学文化的文明因素纷纷涌现,表现在文化层面是各考古学文化的大迁徙。本文在全面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对这一时期发生的各考古学文化的大迁徙现象做了较详尽的论述和探索。

本次文化大迁徙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涉及范围广,西起黄河上游,东至大海之滨,北起燕山北麓,南抵南海岸边;二是持续时间长,贯穿了整个仰韶时代的晚期;三是涉及文化种类多,这一时期分布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考古学文化全都参与了大迁徙。

   
本次文化大迁徙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连锁式,大汶口文化的先动而引发全动;二是辐射式,如泉护二期等文化向四周迁徙。三是定向式,如马家窑文化等文化向一个方向运动。

   
本次文化大迁徙与三个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是环境因素,6.0~5kaBP,是一个气候波动剧烈的“躁动期”,在原有生存环境下的人们,突感不适,寻求新的生存空间;二是文化因素,西阴文化的解体,为后起诸考古学文化的迁徙释放了发展空间;三是社会因素,一些弱势族群受到强势族群排挤而被迫外徙。

 

楚简簿记与楚国量制研究

董珊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100871)

 

   
在近年出土的湖北江陵九店56号墓竹简和河南新蔡葛陵楚墓竹简中,各有一批涉及楚国量制的簿记文书简。本文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从整理这两批簿记文书简入手,结合传世及出土的楚国量器,系统讨论了楚国量制的10级进制和量值。研究认为,楚国量制将“赤”这一级单位定义为“1”,其下各级量制都定义为“赤”的分数。这些楚国量制单位,可以形成2进制、3进制、10进制三套组合关系。此外,本文还讨论了九店56号墓竹简计量带穗谷物的几个计量单位。

   
文末有两个附录。在附录1中,指出新蔡簿记简所计量的物质是食盐,曾侯乙墓214号简也是关于盐的税收记录。这两种记录盐的竹简在墓葬中出土,其性质很可能是为了送葬死者而作的一种税收。在附录2,对历代量器的形状进行了分类,并指出因为战国时代几何知识的发达,当时应已采取设定尺度的方法来设计和制造量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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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陕西扶风美阳河流域考古调查

周原考古队

 

   
美阳河流域毗邻七星河流域,同为湋河北侧的支流,均属于黄土台塬地貌。继2002年对七星河流域的区域调查之后,2005年,周原考古队对美阳河流域也进行了区域考古调查。此次调查共发现从仰韶文化至东周时期古代遗址26处。比较七星河流域古代遗址密集、大型遗址广泛存在的现象,美阳河流域的遗址普遍规模小,分布稀疏。究其原因,美阳河流域和七星河流域现代地貌虽然非常相似,但通过对古代地貌的考察可知,美阳河流域面积虽大,但广泛分布着沼泽湿地。同时,早期美阳河上游河床不稳定,山洪下泄时可能在大范围内造成破坏。由此导致古人无法在此建立长期的、大型的聚落,即不适合大规模人口聚居,只有少数人在地势较高处建立小型聚落。直至秦汉以后,美阳河河床因不断下切而得以固定,大量人口才开始出现于此。七星河流域与美阳河流域古代聚落遗址分布的差异是研究古代人地关系模式的典型例证。

 

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

李水成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水涛 南京大学历史系

王辉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986年9-12月,北京大学考古系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甘肃河西走廊(阿克塞县自治县除外)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史前考古调查,发现古遗址40余处。其中,绝大多数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时代,也有部分铁器时代、甚至个别晚至汉晋时期的遗址。涉及考古学文化包括马家窑文化、半山马厂文化、“过渡类型”遗存、董家台文化、齐家文化、四坝文化、骟马文化、沙井文化和辛店文化。

   
此次调查和初步研究证实,河西东部和西部的史前文化存在一定差异。走廊东段的文化发展序列为: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马厂文化-齐家文化-董家台文化-辛店文化-沙井文化;走廊西段的史前文化发展序列为:马家窑文化-马厂文化-“过渡类型”遗存-四坝文化-骟马文化。上述古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一定的交错或并行。

   
河西走廊的史前文化的源头来自河湟地区,是马家窑文化族群不断向西迁移发展演变的结果,并最终前夕进入新疆东部的哈蜜盆地。

   
青铜时代晚期,河西的史前文化分化为几支地域性文化,如河西东端天祝附近的辛店文化;民勤至永昌盆地的沙井文化;张掖至敦煌一带的骟马文化等。以上的分化格局直至汉武帝击败匈奴,建立河西四郡,方归于一统。

   
此报告择要介绍了此次调查以及日后补充复查部分遗址的重要收获及初步研究的一些认识。

 

 

 

(责任编辑:孙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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