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五年1期内容提要,西晋青铜容器的考古学研商

出土文字资料与武帝新证
王晖
齐威王即位初年所作齐侯因镦明确称自己田齐高祖是“皇帝”,是因战国中期田齐称霸后必须敌谛祀皇帝,先周文化青铜器族徽“天
”就是皇帝之号“轩辕”。秦宫一号大墓出土石磬铭称“高阳有灵”,是秦景公称霸时乞灵于高祖“高阳”颛顼。商代高祖帝
,商周甲骨金文中作“高祖夔 ” 
、夔韵母同而声母不同,是上古复辅音分化的结果;帝 之号“
高辛氏”,依甲骨文可知是先商时代以日干命名的氏族之称。新出战国楚简资料还提供了尧和舜的家族背景、身世后代、尧和舜早期居地与迁徙情况以及尧舜禅让故事。

考古遗物中发现最多、最具基础研究价值的当属物质文化遗物。物质文化的范围相当广泛,凡是人体与物质的自然发生交涉而产生的文化现象都在其列,凡有形的可见的物质均可视为其一部分,而这之中不同质地的各类器物当属大宗。对器物进行研究是考古学研究中的基础工作之一,它的研究对于研究考古学文化传统、社会意识、人文环境、技术水平等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汉代铜壶的类型学研究
吴小平
(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 福建,361005)
汉代铜壶的出土数量众多,地域广泛,具有很高的类型学研究意义。文章根据汉代铜壶形态和用途的不同,分为圆壶、提梁壶、扁壶、蒜头壶、钫和长颈壶六大类,并分别进行型、式和分期研究。
研究表明,汉代铜壶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西汉早期是战国晚期以来各地铜壶的延续和重新组合的阶段,文化因素较为复杂,分布有较强的地域性;西汉中期是汉代铜壶自身特点形成的初始阶段,具有民族特征的器物已很少看到,以秦、晋、楚文化为基础的汉式铜壶局面开始形成;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是汉代铜壶自身特征确立的重要阶段,各类铜壶均与早期发生较大变化;东汉中晚期是汉代铜壶的典型阶段,形态修长,民间生活气息浓厚。汉代铜壶的发展变化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尤其是两汉时期铜政的变动密切相关,西汉早期铜政开放,使得铜壶类型复杂,文化因素多样;中期开始,汉王朝对民间施行严厉的铜禁,铜器的制作经营由官府垄断,因此器物形态统一,地方差异消失,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东汉初期。东汉中晚期,随着铜政的再次全面开放,官府退出铜壶等日常器具的制作领域,私人作坊成为主体,因此铜壶具有的民间生活气息得到加
强和体现。

汉代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是个极为重要的朝代,在物质文化领域,它上承辉煌灿烂的商周青铜文化下接六朝瓷器文化传统,实现了日常生活用具由铜质到瓷质的转变,在青铜器的使用上也逐步实现由庄严肃穆的青铜礼器到朴素实用的日常生活用器的过渡。在汉代,许多具有礼器性质的器物或遭淘汰或因时而异转变成实用器;同时,随着生活习俗、文化社会观念等的转变,大量新兴实用器得以大展雄风,它们在汉代人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之后的六朝时期,由于瓷器的兴盛,铜器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渐趋消亡。因此,两汉可以称得上是青铜文化的最后辉煌时期,汉代青铜文化研究是整个青铜文化研究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第二群青铜(铁)鍑的研究
郭  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 100710)
青铜(铁)鍑是中国北方牧业民族于公元前一千纪早期在商周青铜文化影响下发明的一种大型炊煮用具,同时也是萨满仪式中的祭器,是古代东西文化交流和北方草原民族迁徙的物证。
青铜(铁)鍑分早晚两大群,本文集中讨论第二群青铜(铁)鍑。按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对收集的标本进行谱系分析。根据鍑的底部特征,分其为G型镂孔圈足铜鍑、H型无镂孔圈足铜鍑、I型无圈足铜鍑和J型三板形足铜鍑四型,其中还有很多亚型。第二群铜(铁)鍑的发展可分为三大阶段:1.公元前2世纪~1世纪末。主要青铜(铁)鍑在东亚草原的发展。2.公元1~5世纪末,这一时期的铜鍑分两大组,一组是H型铜鍑向欧洲的发展,反映了匈奴西迁的过程,另一组包括G、I、J型铜鍑,在中国及朝鲜半岛的发展,反映了鲜卑的活动以及对其他民族的影响。3.公元5~8世纪,主要在图瓦等高纬度的草原地区。
通过对铜鍑的研究,证明欧亚大陆西部的匈人的一部分(主要是上层人物)应当是公元2世纪中叶从新疆北疆西迁的匈奴的后裔,而且通过创新和融和,发展出大蘑菇形桥形耳无镂孔圈足铜鍑,并把这种青铜容器带到了欧洲腹地。
鲜卑使用铜(铁)鍑主要受匈奴影响。单纯的“山”字形耳、环状扳耳、三块板形圈足、三突立耳铜鍑是鲜卑的创新。大镂孔的圈足、球形腹都是鲜卑铜鍑的显著特征。青铜(铁)鍑在中国终结的原因可能与鲜卑奉佛以及孝文帝的汉化政策有关。在鲜卑民族融入汉民族之后,发展了近二千年的鍑就渐趋衰落了,6世纪后,在中国就几乎不见
鍑的踪影了。但在更北的地区,使用鍑的传统保持到公元8世纪。

由于客观或主观的原因,对汉代青铜文化的研究始终是学术界的一个薄弱领域。这种现象从图书馆中卷帙浩繁的三代青铜文化研究专着和论文与难得一见的两汉青铜文化研究的对比中可见一斑。不管是学术偏见还是历史惯势使然,这种现象终究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也是需要我们投入一定精力去解决的问题。

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安徽省蚌埠市博物馆
双墩遗址位于蚌埠市双墩村北侧的一个台地上,中心面积12000平方米左右。1985年发现,至1992年先后三次发掘375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的陶片、残陶器和石器、骨角器、蚌器及动物骨骼等文化遗物。还发现件陶器刻划符号600多。
双墩遗址距今7000多年,内涵丰富,文化面貌独特,有一组区别与其他诸文化的器物群,具有典型的自身文化特征,被命名为“双墩文化”。陶器均为手制,以夹蚌末红褐色和夹碳外红衣内黑色陶为主,还有少量夹炭黑陶和夹云母末灰陶等。器表以素面为主,有少量刻划、戳刺、指甲等纹饰。陶器器形以四鋬平底罐形和钵形釜、矮圈足或假圈足饼底碗、矮喇叭座豆、鸟首或牛鼻形耳系罐、底腹多有箅孔的甑、祖形支架等为特征。还有陶质工具和石器、骨角器、蚌器等。双墩器物群为淮河流域中期新石器考古学研究树立了标尺,填补了该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空白,对建立该地区新石器年代分期框架和淮河流域文化谱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双墩刻划符号数量多,年代早,内容丰富,结构复杂。符号多刻划在碗的圈足内。象形类符号有猪形、鱼形、鹿形、蚕形、蚕茧形、蚕丝形、植物形、叶脉形、花瓣形等;几何类有数字形、三角形、方框形、圆圈形、“十”字形、半框形、弧线形、勾形、叉形等。符号有单体、重体和组合体。双墩这套形、意结构的记事符号,对深入研究探讨双墩文化时期的历史事项,探讨其在中国文字起源和在汉字的形成和发展中所起到的借鉴和影响的作用意义重要。

而今,《汉代青铜容器的考古学研究》一书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学术空白。该书按地域将汉代青铜容器分为中原、西南、岭南三大区系,并分别对青铜器器形、纹饰、铭文三个方面的发展演变关系加以研究,考察出青铜容器从周制到汉制、从祭祀礼器到日常用器的演变规律,从青铜容器领域考察了周制的进一步崩溃和汉制的确立及其发展演化。

《研究》一书给学术界带来一股新风,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汉代青铜文化注入了活力、奠定了基础。

一、汉代青铜容器的文化因素分析和三大区系的划分

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在确定考古遗存的文化性质、各考古学文化的内在结构以及研究各区域间文化相互影响的关系等方面都具有其独特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因而,它也成为考古学研究中被经常使用且屡试不爽的方法论之一。

《研究》一书对汉代常见的30余种青铜容器逐一进行文化因素分析,并逐一探求各器物、各类型的文化源头。在此基础上,把汉代青铜容器划分为以秦、晋、楚为主的中原系、以巴蜀和夜郎文化为主的西南系、以及以濮越器为主要类型的岭南系三大区系。

这种区系类型的划分并非随意为之,而是在认真分析汉代各类型青铜容器的文化构成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三大区系的划分有着其内在的科学性。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以及各诸侯国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的逐步独立并强大,成就了列国文化的辉煌及繁盛。据研究,三晋地区文化是对宗周文化的直接继承,而荆楚大地则被认为是较多的保留周文化传统的地区。其余各国文化虽然各有特色、相对独立发展,但是,它们都或多或少的与楚和三晋有着联系。战国末期,随着大秦帝国的强大及其对六国的武力征服,秦文化得以传播到全国各地,但是,由于秦帝国统一不久即被汉王朝取代,故其在文化领域的影响力并不算太强。西汉早期,青铜容器反映的“六国文化的再现”随着汉王朝中央集权的进一步确立而逐渐融合、统一,并最终形成汉文化。再者,西汉早期的近百年与两汉的数百年相比毕竟是个较小的时间段,既然《研究》是以两汉为基点进行研究,理应从大局着想。因此,《研究》一书将三晋、秦、楚等文化传统下的青铜容器统一归入中原系自然是合乎情理的选择。西南系的釜、甑、鍪、刁斗等器物具有典型的巴蜀或夜郎文化的性质,有着独立的文化发展传统,虽然器物的某些特征受到中原系青铜器的强烈影响,并且它们最终也没有逃脱被汉化的命运,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它的独立特性和文化传统的发展韧性。六朝时期该文化区内仍然有釜、鍪、刁斗等陆续出土,正说明了这一点。岭南系的青铜器与西南系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性,该地区独有的锜、提筒、长颈壶等反映出百越文化的传统特性,而且这几种器物一直到东汉末期仍有存在,并没有被中原系的青铜器所取代,说明其文化韧性同样深厚!

由此可知,
《研究》一书中三大区系的划分是科学的,是合乎汉代青铜容器的内在分布规律及发展逻辑的。

二、考古类型学理论的灵活运用及其意义

考古类型学是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论之一,它通过对有形的各种考古遗存的形态排比,探求存在于事务内部的变化规律、逻辑发展序列。类型学是研究器物的行之有效、简便易行的方法。《研究》一书通过对汉代青铜容器的类型学排比,在实践中阐释了考古类型学理论方法,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容器一般包括口、颈、腹、底、圈足、足等部分,不同功能的器物,其各组成部分的变化是有很大差别的,某些部位的变化能够反映使用者的思想观念的变迁、意识形态的转变等。《研究》对三大区系内
30余类器物做了科学的类型学研究,根据器物多样性特点以及器物自身特征,找出各器物本身具有典型特征、变化幅度大、速率高且能反映器物自身演化规律的部分来分类、分型定式,并且毫不拘泥于某一特征,而是按照各器物的特点灵活变通。有的以圈足的不同来划分,如中原系圆壶分直壁式圈足、弧腰式圈足、覆斗式圈足三型,提梁壶分直壁式圈足、弧腰式圈足两型。有的按照口沿的不同划分,如扁壶分蒜头形、圆直口形两型。有的按照足部的不同划分,如钩镂、鋞都分兽蹄足、熊形足两型。有的按照腹部的不同划分,如匜分为折腹、弧腹两型,碗分直腹、斜弧腹两型,洗分深腹、浅腹两型。对于器形比较复杂的器物则参考多个部位的变化综合分类,然后再分型定式,如鼎分三类,第一类鼎的一耳位于一足上方,扁球形腹,圜底,其下分方形耳、圆形耳两型;第二类鼎的特征为扁球形腹,圜底,耳足不重合,其下又分为方形耳、环形耳两类;第三类鼎的特征与第二类相似但腹不同,其下分为扁球形腹和罐形鼎两类。再如,樽也分盆形樽、筒形樽两类,第二类按照纽和足的变化又分三型,单环纽、兽蹄足,三动物纽、熊形足,博山盖式顶、单雀纽。有的根据器物多个部位整体变化综合分型,如根据腹部、底部、口沿的不同将碗分为七型,根据口沿、腹的不同将铜鍪分为四型。有的器物则直接分式而不分型,如岭南系的长颈壶分三式,双耳釜分三式。这种分类方法完全照顾到各类器物的自身特点,并且参照其发现数量的问题,因而具有很大的科学性。

有许多学者批评考古类型学是一种吃力不讨好繁杂的工作,认为它是纯粹的分型定式,为了分型定式而分型定式,只见器物不见人。这实在是一种学术偏见,相信看了《研究》一书的学者会或多或少地改变这种偏见。《研究》书中各类器物的分型定式完全反映了一种文化的传统关联以及各类器物自身的发展逻辑。如圆壶的三种型分别源自楚文化、三晋文化及秦文化,提梁壶的两型亦体现出楚与三晋文化之间文化传承德差异,鼎的分类同样体现出秦、楚、三晋、越文化的不同。这种类型学考察充分利用了文化因素分析的成果,体现了两种理论方法的关联性。

《研究》一书中各类器物型式的划分不仅让我们清楚地看出各类器物自身的发展演化轨迹及其文化传承关系,同时也解决了学术界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例如,关于长颈壶的来源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它源自秦文化系统的蒜头壶,一种认为它源自岭南百越文化系统的匏壶。作者通过比较三种器物的分布范围,存在的时间长短、先后顺序,得出长颈壶源自匏壶的论断。作者通过比较鋞与提筒的地域分布及演变关系,否定了鋞与提筒的关联性,并根据器形特征及演变规律找到鋞与筒形樽之间的相似特征。再如,作者不同意中原系甑的形成与早期甗的下部鬲之袋足萎缩退化有关,认为其与甗下部小口罐形鼎有着很大的关联。不仅如此,作者还提出一些颇有见地的观点:作者认为铜锜的出现与西南系的鍪关系密切;认为双耳釜底出现与B型鼎的退化密切相关,二者不只形态一致而且年代上相互连接;认为滇文化中的铜鼓来源于西南系的夜郎式釜等等。

汉代青铜器的类型学研究对于我们今后开展田野工作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研究同样具有重大意义,以后田野发掘中凡是出土青铜容器的汉代墓葬,其年代的判断均可以《研究》一书中的有关论断作为参照。

三、两个学术问题的初步解决

汉代青铜器的总体发展谱系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薄弱环节。汉代青铜
器的发展演变情况如何?其原因何在?有没有规律可循?《研究》一书给了我们初步的答案。青铜容器占汉代青铜器的大宗,它的变化规律恰恰能说明上述问题。

汉代青铜容器经历了“文化面貌复杂多元化的西汉早期阶段——汉文化形成的西汉中期阶段——汉文化确立的西汉晚期阶段——汉文化繁荣的东汉阶段”的持续发展过程,实现了青铜器由祭祀礼器向实用器的转变。汉代青铜容器无论从器形、纹饰还是从铭文上都体现了上述变化。西汉早期,传统的青铜礼器如鼎、钫和圆壶等占主导地位,以蟠螭纹、虬龙纹、云气纹等灵异纹饰流行,器形和铭文也与战国晚期基本相同。西汉中期,青铜礼器所占比重仍然较大,器形变化不大,其日用器的功能尚未凸现。但是,随着匜、钫、壶、提筒等的萎缩或消亡,日常用器的数量、种类都增加,早期的灵异纹饰基本被淘汰。西汉晚期,青铜容器在种类、器形、纹饰等方面均发生重大转变,钫匜消亡,鼎壶也呈现出实用形态;相应的,日常用器如釜、甑、碗、钵、锜、鐎壶、刁斗、樽、卮、鋞、鍪等却大行其道。纹饰中的云雷纹、蟠螭纹等灵异纹饰也被镏金的变形云纹和繁缛的细线錾刻纹取代。东汉时期,日常用器如洗、樽、耳杯等成为主题,鱼羊鹿鼎等祥瑞图案及各类吉祥语如“宜侯王”、“宜子孙”、“大吉”等充斥器身,青铜容器的实用性和商品性得以充分发挥。

上述文化发展历程与两汉时期的统治政策密切相关。西汉早期,国家刚刚统一,中央集权尚未完全确立,所以存在多种生产经营方式,青铜容器面貌复杂,各种文化传统的青铜器得以延续,“再现了六国文化”。西汉中晚期,国家统一性增强,中央集权完全确立,中央王朝对铜器生产实行专控,铜器的文化面貌趋于统一,实用器类型、数量也逐步增多。东汉时期随着官营的退出,私营经济大行其道,器物的实用性得到完全体现,不管是器物的造型还是其纹饰铭文都显示出商品化特征。

《研究》一书中对上述问题的解读为我们全面认识青铜文化提供了方便,其基础性价值不容忽视。

四、考古类型学理论在器物纹饰及铭文上的应用

前文已述,凡是有形的东西均可纳入类型学研究的范畴。《研究》一书中对汉代青铜容器的纹饰及铭文的类型学研究把类型学的应用领域扩展到抽象的纹饰以及铭文,这是一种新的尝试,为我们开展类似研究提供了经验。

书中将汉代青铜容器的纹饰分为错金银类、模铸类、细线錾刻类、漆绘类、鎏金刻划类等五类,并对各类纹饰的起源及传承作出解释,同时结合各类器物进行分期研究。西汉早中期的纹饰表现手法及内容与战国时期中原地区所出雷同,但至晚期则基本衰落,从西汉晚期开始西南、岭南地区的纹饰逐步取代中原地区传统的纹饰,柿蒂纹、菱形锦纹等成为主流。对于铜器铭文,作者根据其内容进行分期,并从铭文中看出沿用青铜礼器与新兴实用器在铭文使用方面的差异。西汉时期,铭文内容一般包括所有者、容量、重量、制作者、编号、纪年等,到东汉时,铭文内容突变,各类吉祥语如“宜侯王”、“宜子孙”、“大吉”等取代了前期的规范的铭文。

纹饰和铭文的变化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代青铜容器从祭祀礼器到日常用器的转变。

五、论据充分、资料翔实

《研究》一书中,各章文末共引用各类文献
421条,绘制图57幅,绘表32个,列出参考文献340条。这一连串的数字说明作者具有科学认真的学术素养。作者所绘各类器物的分类分期图,能让我们直观地认识汉代青铜器的发展演变规律。作者尽量详细大量地占有资料,而且对所有资料都进行严肃认真的鉴别分析,书中各种论断都有根有具,力争实事求是,绝非信口开河或主观臆测,其论据的充分性、资料的翔实性都是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的。

另外,作者给我们列出了三个附录,分别介绍汉代青铜容器出土情况、古代文献着录汉代青铜容器情况和六朝青铜容器出土情况。这充分体现了作者的良苦用心,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青铜文化提供了方便。

正所谓“金无足赤”,任何学术研究都有或多或少的不足之处,例如在“透物见人,以物见人”方面,透过汉代青铜容器来研究汉代的物质文化生活、工商政策、文化交流、思想观念等尚需要深入的研究。诚如
刘钊
先生在序言中所说“在资料的完备程度、考古类型学的运用及探索青铜容器所反映的历史现象等方面,该研究还存在着错误或不足”。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忽视《研究》一书的价值,它的基础性、开创性意义仍然是巨大的,相信更深入的研究将从此书开始。

(《汉代青铜容器的考古学研究》,吴小平着,岳麓书社2005年7月出版)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2005级历史系考古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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